陈桱《通鉴续编》订正了宋末崖山悲剧哪些史实？

南宋末年，临安陷落，益、卫二王先后即位，辗转闽粤沿海，建立海上行朝。因战乱动荡，行朝史料散佚、正史记载疏漏多有错讹。而元末史家陈桱所著《通鉴续编》卷二十四，成为复原崖山史事的核心文献。

陈桱少时受家学熏陶与南宋大儒黄震影响，形成重义理与实证结合的史学理念。其著《通鉴续编》24卷，在纪年上贯通古今，试图重建宋元鼎革之际的历史阐述；体例上采用纲目体编纂方式，体现其在史学方法上的折中立场。《通鉴续编》有三重史料来源：以《宋史》《经世大典》官修史书为叙事框架，采撷《二王本末》《祈请使日记》等亲历一手文献增补细节，又辩证批判《钱塘遗事》《宋季三朝政要》等野史传闻。

《通鉴续编》对崖山史事与崖山记忆的构建综合以上三者之内容，既采用官方史书编年框架和战术细节，又记录崖山行朝地形、人数等细节。考据之外，陈桱承袭纲目体春秋笔法，浓墨刻画陆秀夫、张世杰等忠烈形象，构建以忠义精神为内核的崖山集体记忆。同时，陈桱对二王身份与帝号的讹误、杨淑妃的身份以及谢太后两处有误记载进行了校正，厘清了南宋海上行朝的继承关系，还原当时政治时态，凸显其鲜明遗民史观。

《通鉴续编》虽存有史料承袭疏漏等局限，但其坚守宋室正统脉络，填补宋末流亡政权史料空白，融合考据实证与义理评判，兼具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与史学思想史意义。

崖山记忆与遗民史观

——陈桱《通鉴续编》卷二十四研究价值探研

南宋末年，临安陷落（1276），恭帝降元，在陆秀夫、张世杰等忠臣拥立下益王赵昰、卫王赵昺于逃亡路上先后即位，辗转闽粤沿海，建立海上行朝（1276—1279），最终于崖山海战覆灭。作为南宋王朝命运的终结，宋季海上行朝史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流亡政权抗争的典范。然而，由于战乱动荡，颠沛流离中制度废弛、史料散佚，《宋史》等官方正史在编撰时对于海上行朝的史事可采用的史料少之又少，故其记载颇为简略且多有错讹，野史笔记又因道听途说、传闻异辞而多有抵牾。幸运的是，在元末史家陈桱所撰《通鉴续编》中，其卷二十四不但保留了大量海上行朝珍贵的史料，且作者对各种当时能够参考的史料进行了严谨的考辨。该卷以《宋史》《经世大典》为框架，校正官方记载之误；另广泛采撷宋严光大《祈请使日记》、陈仲微《二王本末》等亲历者所撰录之文献，补充细节；同时对元刘一清《钱塘遗事》、元佚名《宋季三朝政要》等野史载录的不实传闻进行辨析批判，彰显出鲜明的遗民史观，成为研究宋季海上行朝史不可或缺的核心文献。

本文以《通鉴续编》卷二十四为中心，通过分析其对二王身份、杨淑妃尊号等关键问题的考辨，揭橥陈桱如何通过史料校勘重建宋末王朝存续的历史叙事。《通鉴续编》的价值与贡献，并不在于简单的史实订正，而是作者巧妙的以春秋笔法突显陆秀夫、张世杰等忠烈形象。尽管书中存在个别沿袭《元史》之误等的局限，但其多元的史料来源、批判辩证的考据方法，以及独特的连接宋元史学的桥梁作用，使其在宋元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。

一、陈桱的生平与撰述

陈桱，元末明初人，具体生卒年不详。字子经，奉化（今浙江奉化）人。祖父陈著（1214—1297），字子微，号本堂，登南宋宝祐四年（1256）文天祥榜进士，历任监饶州商税、光州教授、知安福县、芜湖茶官、著作郎等职。景定四年（1263），上疏乞罢买公田，触怒贾似道，出知嘉兴县。咸淳四年（1268），改知嵊县。迁通判扬州。累历太学博士、临安府通判、知台州等职。陈著“精于史学，晚岁隐居。撰《历代统记》以淑子弟”，此书为四言韵文编年通史，“自开辟至祥兴，纪历代之统”，以此作为教授子孙门生的讲义，已佚，今存《本堂集》九十五卷。陈桱父亲陈泌，字汝泉，元饶州教授，“尝为校官，有名”。

陈桱克承家学，“自束发受书，即知弘前人业”。少年时将祖父陈著的《历代纪统》“申以为图，传诸同志，且敷为笔记二百卷”，“传注千百言”。陈桱精通史学，曾做起居注，官至翰林直学士，据明代张昶《吴中人物志》载：“桱与兄朴字子章徙居于吴之阳山。桱精于史学，洪武初，斐然以著述为己任，召起桱为起居注”。洪武二年（1369）授翰林直学士，与朱升、詹同共事。晚年，“以非罪死”。

除有着良好的家学背景，南宋大儒黄震的思想及学说对陈桱产生过重要的影响。黄震与陈桱的祖父陈著为同榜进士，又有姻亲，陈桱的好友戴良曾记云：“子经内承家训，而外私淑慈溪黄氏之教，故学问早成，流辈莫敢与并者”。(9)故黄震重义理与实证结合的理学思想影响着陈桱的史学理念，这在《通鉴续编》的编纂实践中尤其是对稗闻野史的辨析上有着很好的体现。

陈桱著述今存《通鉴续编》二十四卷，《四库全书》将其列入史部编年类，为编年体通史，亦属纲目体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四十七叙其体例与内容曰：

桱以司马氏《通鉴》、朱子《纲目》并终于五代，其周威烈王以上虽有金履祥《前编》，而亦断自陶唐，因著此书。首述盘古至高辛氏，以补金氏所未备，为第一卷。次摭契丹在唐及五代时事以志其得国之故，为第二卷。其二十二卷皆宋事，始自太祖，终于二王，以继《通鉴》之后。故以“续编”为名。然大书分注，全仿《纲目》之例，当名之曰“续纲目”。仍袭《通鉴》之名，非其实也……然自《通鉴纲目》以后，继而作者，实始于桱。其后王宗沐、薛应旂等，虽递有增修，而才识卒亦无以相胜。

在纪年上，《通鉴续编》开启上荒，接续下阙，故四库馆臣认为陈桱《通鉴续编》实则有意“上补金氏所未备”，下“继《通鉴》之后”接续宋亡史，完成通史之撰。而这样的安排，在建构宋史的层面上，可以理解为，陈桱在试图通过贯通古今的历史书写，重建宋元鼎革之际的历史阐释。在体例上，《通鉴续编》采用纲目体的编纂方式，每一史事列一提纲，大字书写；纲下有目，小字分注，纲简而目详。此纲目体的方式体现出鲜明的义理史学特征，故陈基认为是书“比事于《通鉴》，较义于《纲目》，斟酌《前编》，而不必苟同”。这说明，该著既继承了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的编年叙事传统，又遵循朱熹《资治通鉴纲目》的义例书法，呈现出纲目体的编撰样式，同时保持了一定的自主性。故廖道南在《殿阁词林记》中特别指出：“其纪年则司马公之补遗，其书法则朱文公之纲目，犹不敢自比于二公，故但名之曰《通鉴续编》”，揭示了陈桱在史学方法上的折中立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该书在形式上延续了朱熹《资治通鉴纲目》的“大书分注”体例，但其内容实质上是接续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和金履祥《通鉴纲目前编》的历史叙事，而非简单续写朱熹之作。

《通鉴续编》现存的主要版本有两种：其一是元至正二十一年（1361）顾逖刻本，二十四卷，这是目前最早的刊本，扬州图书馆藏，该本序跋保存完整；其二是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，前有周伯琦、陈基、张绅、姜渐所作《序》，又有陈桱自序即《通鉴续编题记》，此为通行本。陈桱的著述，除《通鉴续编》外，据王瑞来考证，还有《宋史辨》一卷，“乃陈桱与姜渐关于《通鉴续编》编纂的通信集录”，惜已亡佚；陈桱还有《通鉴前编举要新书》，“相当于是金履祥所撰《通鉴前编》的导读书”，今亦不存。关于传世文献《尺牍筌蹄》三卷的归属问题，学界存在争议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虽著录为陈桱所编宋代书简集，但指出其内容充斥“要套”“书式”等程式化用语，且直接援引《事文类聚》等类书，质疑“未必真出于桱也”。王瑞来认为，此书“有可能是出自陈桱之兄陈朴之手”。

二、《通鉴续编》卷二十四的史料来源及编撰原则

《通鉴续编》卷二十四编撰的史料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：其一是《宋史》《元史》《经世大典》等官方史书；其二是元陈仲微《二王本末》、宋严光大《祈请使日记》等亲历者所记录的文献；其三兼采《宋季三朝政要》、元刘一清《钱塘遗事》等野史笔记。在史料的取舍标准原则，优先官方史书，增补亲历者文献，谨慎使用野史笔记。由于《宋史》对理宗以后尤其是宋末恭宗、二王的记载存在着明显的史料缺陷，“理、度两朝，宋人罕所纪载，故史传亦不具首尾”。《宋史》中关于宋季历史的记载不仅内容简略，更存在时序错乱、记事抵牾等问题。陈桱在编撰《通鉴续编》时，能够接触到许多后世已佚的原始文献，这使得《通鉴续编》中关于宋末史事的记载，在某些细节上比《宋史》更具史料价值，由此补正了一些海上行朝史的文献，这点非常宝贵。

（一）崖山史事与崖山记忆的建构

对于行朝选址崖山、宋元崖山海战的事实，《宋史》《经世大典》《二王本末》《通鉴续编》均有记载，且各有侧重。其中，《宋史》作为元代官修史书，其卷四十七《瀛国公纪》侧重于描述宋军如何被元军打得“疲不能战”“樯旗遂皆仆”，而对战役本身的记载较为简略。《经世大典》作为元代官修政书，其《征伐》篇是基于元军战报和奏章的记录，是从元朝的视角记录元军的战役部署、战术运用、战场细节，着重刻画将领张弘范、李恒等人的谋略和勇武。如“预濡罽覆舰”以防火攻，以此凸显元将智勇，将宋方称为“昺”“贼”“敌”。陈仲微的《二王本末》，则以亲历行朝官员的视角，记录了行朝在崖山“造行宫千间”“立慈元殿”等流亡政权建行宫的一些细节，体现行朝的正统性及秩序感，刻画陆秀夫、张世杰等忠义人物的气节与悲壮。

《通鉴续编》卷二十四对于行朝在崖山的史事的记载，综合以上三者的内容，采用《宋史》的编年框架和《经世大典》的战术细节，同时崖山行朝的地形、初建情况、官兵人数、军粮取办等一一记载，对崖山海战中宋方战况做以描述，并选取《二王本末》中感人的悲情细节，如张世杰问天情节，重在刻画战争的悲壮与忠义精神。其云：

六月，帝舟迁于新会之崖山。张世杰以硇洲不可居，而崖山在海中，去潮、广各四百余里。两山相对，势颇宽广。中有一港，其口如门，可以藏舟。世杰以为形胜之地，乃奉帝移驻焉。遂造行宫，遣人入山伐木，造军屋千间。行宫正殿曰慈元，杨太后居之。升广州为翔龙府。时官民兵尚二十余万，多居于舟。资粮取办于广右诸郡。复刷人匠造舟楫，制器仗，民不能堪，始有离叛之志。

《通鉴续编》首先着力描绘“崖山”的地理形貌，沿用《二王本末》的记载：“崖山在海中，两山相对，势颇宽广。中有一港，其口如门，可以藏舟。世杰以为形胜之地，乃屯驻于此。”文天祥《集杜诗·祥兴第三十三·序》亦载：“六月，世杰自硇川北还，至崖山止焉。崖山乃海中之山，两山相83对，延袤中，一衣带水，山口如门，世杰以为形胜，安之。”如此描绘，为行朝的所在构建了一个形象的地理位置。

在此基础上，《通鉴续编》又勾勒了行朝的规模，这些数字皆采《二王本末》。更为重要的是，“资粮取办于广右诸郡。复刷人匠造舟楫，制器仗，民不能堪，始有离叛之志”。由此可知，行朝所需的军需物资和粮食，都从广南西路的各个州府获取置办，二十万军马完全依赖外部的补给。“刷人匠”，指强制性征调各类手工业工匠，建造战船，修理武器，行朝处于困境，强制征伐，当地民众苦不堪言，导致民众“始有离叛之志”。《通鉴续编》如此描述行朝最后的运转情况，也看出陈桱作为史家对行朝的客观批判。

除对陆秀夫、张世杰、杨太后的悲壮描述外，《通鉴续编》在崖山海战结束后，还有一段交代：

大元既举宋，得户一千一百八十四万八百有六，天下共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有六，为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一，而山泽溪峒之民不与焉。

《宋史》以“宋遂亡”结束，而《通鉴续编》在记录了杨太后、张世杰之死后，增加了元朝统计户口的数据。或许暗示着尽管赵宋政权灭亡了，但其人民、土地和文化并入了新的王朝，记忆与正统在历史上得以延续，这也正是对于崖山海战惨烈败亡的呼应，突出崖山精神会一直延续下去。

（二）二王身份与帝号辨正

咸淳十年（1274）七月宋度宗驾崩，其三子宋恭宗（《宋史》称“瀛国公”）、端宗（帝昰）、帝昺在内忧外患中相继登基。由于战乱动荡，史官不备，种种重要史事的记述纷乱混杂，极容易给时人及后世造成混淆。史载，恭宗被元人押解北上，随行有皇太后全氏及朝官、太学生等三千多人。在元人看来，都城陷落，宗庙被毁，恭宗上交国玺，宋政权已亡。恭宗虽年幼，但《宋史》等官方正史记载的内容并不缺少，时人笔记中也多有涉及。但帝昰、帝昺二王则是在逃亡途中于行朝驻地临时登基，大厦将倾，民心散乱，记载错讹在所难免，且二王皆年幼，为鼓舞军民抵抗士气又多次封号，张冠李戴之事也情有可原。据陈仲微《二王本末》所记：

三月甲戌，二王至福州。宣太皇太后手诏，广王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，益王昺为副元帅。

五月一日，广王登极于福州。

四月庚午，卫王即位于碙川。

《钱塘遗事》卷八《二王航海》则记为：“丙子正月十二日，命秀王与擇奉皇兄广王昰、皇弟益王昺出宫航海”。同卷《扬州死节》记：“丙子五月，广王登极，除李庭芝为右丞相”。

按，二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、副元帅之事，当为至福州之前。《宋史》卷四七《瀛国公纪》记载：“陆秀夫、苏刘义继追及于道。遣人召陈宜中于清澳，宜中来谒。复召张世杰于定海，世杰亦以所部兵来温之江心寺。高宗南奔时尝至是，有御座在寺中，众相率哭座下，奉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、昺副之。”《通鉴续编》卷二四亦记为：“陈宜中等奉益王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、广王昺为副元帅。太皇太后遣使召二王还临安，二王乃如福州。”据《宋史》及《通鉴续编》等记载，昰为益王，昺为广王，《二王本末》将二王名颠倒，王瑞来在笺证《宋季三朝政要》已经明确指出这一问题。《钱塘遗事》讹误与《二王本末》相同，盖《钱塘遗事》与《宋季三朝政要》史出同源。《通鉴续编》涉及到二王帝号的记载，与《宋史》基本一致，按照二王出宫、福州登基、硇洲继立的时间节点，系统梳理二王的封爵变迁，校正了《二王本末》《钱塘遗事》等文献中“广王昰”“益王昺”的讹误，厘清了南宋海上行朝的继承关系。

二王封号淆乱，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：一是元朝官方文献如《经世大典》延用南宋宫廷的原始档案，而民间笔记多据流亡途中传闻，史料来源不同；二是“昰”“昺”字形相近，传抄转写，鱼鲁豕亥亦属常态；三是行朝特殊的政治处境所致，二王流亡期间多次改封，时人莫衷一是。除此之外，陈宜中等拥立者为强化正统性，可能有意淡化二王皆为庶子出身，以此强化行朝政权的合法性。

综上，陈桱《通鉴续编》对二王身份与帝号的辨正，体现了严谨的史料批判精神。陈桱的辨正虽以细节呈现，表达存亡继绝，延续赵宋国祚和华夏正朔这一儒家政治理念，也反映出陈桱作为遗民的史学立场。

（三）对杨淑妃身份的订正

《通鉴续编》在记载度宗、杨淑妃时，对其在行朝的尊号加以订正，以官方文献校正野史讹误，力图通过典章制度的辨析，还原当时的政治实态。

杨淑妃（?-1279），籍贯不详，初选入宫，封为美人。咸淳三年（1267），进封淑妃。生赵昰。景炎元年（1276）五月，赵昰在福州即位，册封其为太后，同听国政。崖山之败，被张世杰护卫突出重围。寻闻祥兴帝赵昺投海而死，绝望大恸，投海自尽。《宋史》卷二百四十三有传。

关于杨淑妃在行朝的尊号，《二王本末》与正史存在差异，前者记为“太妃”，后者记为“太后”。《宋史·杨淑妃传》：“宋亡，昰走温州，又走福州。众推为主，册妃为太后。”《宋史·二王纪》载：“册杨淑妃为太后，同听政。”然《二王本末》则记为：“进册母淑妃为皇太妃，封弟益王昺为卫王。”陈桱《通鉴续编》卷二十四：“尊度宗淑妃杨氏为皇太后，同听政。”

按，《通鉴续编》并没有采用《二王本末》所记“进册母淑妃为皇太妃”的表述，而是采用了《宋史·杨淑妃传》《宋史·二王纪》的记载。这看似一字之差小问题，却体现出对杨淑妃身份的确认。《二王本末》混淆了宋代后宫制度，“太妃”乃前朝妃嫔的尊号，新立国君的生母当称“太后”，杨淑妃作为端宗赵昰的生母，改称“太后”更符合其实际的身份。

陈桱《通鉴续编》对杨淑妃身份的考订，揭示了宋末行朝在礼制建构上的政治意图，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和政治价值。在礼制层面，《通鉴续编》与《宋史·二王纪》均确认杨氏“皇太后”尊号，符合宋代子继母贵的制度传统。杨氏作为端宗的生母，依《宋会要》“诸帝继体，崇奉所生”之制，理应晋位太后。《二王本末》作“太妃”，不仅混淆了“太妃”与“太后”的等级差异，也可能受到元代修史者贬抑南宋行朝正统性的影响。

在政治象征层面，陈桱刻意突出杨氏“同听政”的记载，反映出行朝主少国疑的现实困境，暗含着通过强化母后临朝的情景，以弥补政权合法性的意图。而《二王本末》淡化杨氏政治角色的记载，一定程度上说明编撰者身份不同影响对史实史料处理的角度。《二王本末》作为私家笔记，编撰者陈仲微虽身在行朝，但其纂述的视角对行朝的政治建构存在一定的认知局限，而陈桱曾任史官，有着较强的史家必备的史才、史学、史识的治史素养，因此看似是“太后”和“太妃”的记载之别，实则是史家与行朝官员的不同身份造成的认知差异。

（四）正谢太后两处记载之误

《通鉴续编》卷二十四所记对史料有所对比与辨析，在细节的把握上，能有所取舍。即使是同一种史料如《宋季三朝政要》也不会全部照袭。在对谢太后的两处记载上尤能体现这一点。《通鉴续编》卷二十四载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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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月，……寿和圣福至仁太皇太后谢氏赴大元大都。

太皇以病久留临安。至是，大元自宫中舁其床以出，侍卫者七十人遂赴燕，降封寿春郡夫人，留燕七年而终。

关于谢太后是“八月，至京师”，还是“八月赴元大都”？《宋史》记载为“是年八月，至京师”，《宋季三朝政要》卷五记载为：“八月乃行”，佚名撰《宋史全文续通鉴》卷三十六《少帝》：八月，太皇太后自旧宫北迁。《平宋录》卷中：“谢太后以疾言，屡遣万户赵兴祖诣丞相请命。丞相曰：‘既不能起，留之无碍。’”《钱塘遗事》卷八：“惟太皇太后以疾留大内。”明钱士升《南宋书》卷七载：“谢太后以疾留杭。秋深至燕。”另有其他史料未明确记载时间，如明陈邦瞻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卷一百七“元伯颜入临安”条：“时太皇太后谢氏以病独留临安。后元人忽自宫中舁其床以出，侍卫七十余人同赴燕。”明《南宋书》、明商辂《续通鉴纲目》、《续资治通鉴》等均记为“舁其床以出”。

按：《宋史》的记载“八月，至京师”。是一种概括的、结论性的官方笔法，代表着元朝的官方叙事，即战事已平，宋室已安置。《宋季三朝政要》等书的记载“八月乃行”则是一种带有过程性的记录。陈桱在《通鉴续编》中，采用了后者，即“八月……赴大元大都”，且保留了“舁其床以出”这一细节。描绘了谢太后身为国母，在亡国后丧失尊严、任人摆布的境遇，与《宋史》结论性记载形成对比。《通鉴续编》于叙事中寓褒贬，正是儒家史观，特别是遗民史观的精髓。1276年五月，端宗于福州登基，遥上封号，封谢太后。关于谢太后封号，柯维骐撰《宋史新编》、佚名撰《宋史全文续通鉴》记为“圣寿和福至仁”；《宋季三朝政要》记为“寿和圣福至仁”，陈桱《通鉴续编》择取前者。明柯维骐撰《宋史新编》卷六十载：

临安陷。恭帝与全后北迁。太后以疾留杭，后亦北迁。降封寿春郡夫人。端宗立，遥上尊号曰“寿和圣福至仁”太皇太后。越七年崩。年七十四。

（元）佚名撰《宋史全文续通鉴》卷三十六《少帝》载：

五月乙未朔，益王即位于福州之府治。以德祐二年为景炎元年，改福州威武军为行都之门，大都督府为垂拱殿门，设□为垂拱殿，便厅为延和殿。□上太皇太后尊号曰“寿和圣福至仁”太皇太后，全太后尊号曰仁安皇太后，少帝曰孝恭懿圣皇帝，进册母淑妃杨氏为太妃，封弟广王昺为卫王，皇妺寿和公主为晋囯公主。以九月二十八日为天熙节。

《宋季三朝政要》卷六作“圣寿和福至仁太皇太后”：

五月一日，广王登极于福州……遥上尊号，太皇太后曰圣寿和福至仁太皇太后，全太后曰仁安皇太后，少帝曰孝恭懿圣皇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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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通鉴续编》卷二十四记载：

八月，……寿和圣福至仁太皇太后谢氏赴大元大都。

在谢太后尊号这一细微史实上，陈桱《通鉴续编》弃《宋季三朝政要》“圣寿和福至仁”之讹，而坚从《宋史全文》等所载的“寿和圣福至仁”，旨在通过捍卫尊号这一礼制符号的准确性，来维护南宋行朝在历史书写中的正统性与合法性。这种对故国典章制度一丝不苟的坚守，正是遗民史家于细节处存信史、于无声处寄哀思的独特笔法，是其文化抵抗与精神忠诚的深刻体现。

（五）补《宋史》未载之细节

《通鉴续编》载驸马杨镇“返元营缓追兵”后被俘细节，比《宋史》更完整，被《新元史》采纳。

杨镇（？-1288后），字子仁，号中斋，严陵（今浙江桐庐）人，尚理宗公主，官至左领军卫将军驸马都统。景炎元年（1276）正月，元军兵迫临安，杨镇临危受命，与杨亮节、俞如珪共同担任提举，护驾南逃。途中，遇元将范文虎追兵，杨镇毅然决定牺牲自己以保全宋室血脉，他主动离开，以引开元军注意力。据《宋史》卷四十七：

大元兵至高亭山，镇等奉之走婺州。丞相伯颜入临安，遣范文虎将兵趣婺，召镇以王还，镇得报即去，曰：“我将就死于彼，以缓追兵。”

杨镇此举成功拖延了元军的追击步伐，杨亮节等人背负二王隐匿山中七日，得以辗转至温州。杨镇在宋亡之际不惜以牺牲自己以换取二王的安危，《宋史》对其后果如何未作交代，然《通鉴续编》卷二十四明确记为：“文虎执杨镇还临安”。杨镇被范文虎所俘获，这一记载被《新元史》所采纳，强调元将范文虎追击二王未果，但执住杨镇，并押还临安复命。

及兵逼临安，宋驸马都尉杨镇奉益、广二王渡江，如婺州，文虎率劲兵五千追之不及，执镇而还。

尽管杨镇未选择以身殉国，最后被元军俘获投降，但他在宋室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，毅然选择舍身赴死以延缓追兵，为二王逃亡赢得了宝贵时间。陈桱在《通鉴续编》中特书此事，正是其遗民史观的具体体现，表彰这种于绝境中奋不顾身、存续赵宋血脉的忠义精神。此外，《通鉴续编》引《祈请使日记》记载“沂王北迁病逝”一事，为《宋史》所无。沂王为宋末宗室，随宋恭帝被元朝押解北上。有关其事，《宋史》未见记载，唯宋廷日记官严光大《祈请使日记》有零星记载，记录“沂王以疾不入城”、“廿九日，沂王疾亟”。《通鉴续编》卷二十四则明确记为“四月己卯，赴上都。辛已，沂王卒。”《通鉴续编》笔墨简洁，虽日期与《祈请使日记》有违，但明确记载沂王死日，以此补正史之阙。宋宗室成员在押解途中染病身亡，以小见大，揭示了宋室北迁历程的悲惨，是一种较为隐晦的历史批判，更寄托了史家对故国沦丧的哀思。由此可见，陈桱的遗民立场在史料取舍上有着鲜明的观点和立场。

三、《通鉴续编》卷二十四的遗民史观与史料价值

陈桱《通鉴续编》是元末明初正统之争的史学思潮下，坚持以宋为正统，私家重修宋史的一部巨制。全秩二十四卷中，除前两卷记载盘古至高辛氏、契丹在唐及五代事，其余二十二卷皆记两宋史事，起自太祖，迄于昰、昺二王。体例上，模仿朱熹的《通鉴纲目》，采用编年与纲目并行的体例，纲举目张，史料翔实，考辨寓于行文之中。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着轻信传闻、褒贬不当、增入《宋史》未载的他本人先祖传记等问题，导致后世学者对之褒贬不一，但瑕不掩瑜，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在今天仍然值得重视。

首先，《通鉴续编》是坚持华夷之辨、正统之论的史著，其成书在元朝末年《宋》《辽》《金》三史修成之后，仍坚持以宋为正统进行编撰，将辽金夏的纪元至于宋朝之下，“尊正统以定万世之大分”，这既是元末明初史学思潮、汉族士人的思想观念的体现，也反映了陈桱本人作为宋遗民后代的价值追求和思想投射。更重要的是，《通鉴续编》“确立了宋辽金这段中国史以宋为正统的格局，开明人以正统论改变《宋史》的先河”。这在史学史上，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。

其次，通揽《通鉴续编》卷二十四，记载了宋德祐元年（元至元十二年，1275）至崖山海战（1279）这一段宋元之际的历史，该卷在补正海上行朝的关键史实方面具有重要意义。南宋灭亡后，海上行朝的人物、事件、过程等在《宋史》等官方史书中记载简略，存在诸多疏漏。该卷利用当时尚存的一手或近时史料，官方史料与私家记载并重：以《宋史》《经世大典》为框架，同时参考《二王本末》《祈请使日记》等亲历者记录，力求史实的准确性，以此弥补官方史书的不足，还提供了许多未被《宋史》收录的细节，如二王身份与帝号辨正、杨淑妃行朝尊号订正等，为研究南宋末年的政治、军事提供了准确的史料依据。

再次，《通鉴续编》卷二十四，将《宋史》本传、笔记、别集中的内容载入其编年纲目中，突出宋季忠义人物的事迹，体现出鲜明的遗民史观。其中，对“宋末三忠”文天祥、陆秀夫、张世杰等殉国忠臣的记载极为详尽，如陆秀夫正笏负帝投海、张世杰求存赵祀等情节，均被浓墨重彩地描绘出来。《宋史》以崖山覆灭做结，而《通鉴续编》以文天祥大都就义为终，旨在说明崖山海战是表象，而忠臣义士的行为气节是南宋的精神和文化之所在。

同时，《通鉴续编》卷二十四补录了被官方忽视的忠臣，如陈文龙大骂不屈而殉国、高应松北迁后绝食而死、杨镇舍身掩护二王等事迹，均未被《宋史》突出，但陈桱予以收录，以彰显精神与气节。此外，在记录降元官员如贾余庆时，特意对比贾余庆“病卒”与忠臣家铉翁“不屈而终”的差异，隐含褒贬。这种书写方式是对儒家忠义价值观的弘扬，开创了元明之际“义理史学”的范式书写，对后世史书的编纂有着深远影响。

陈桱《通鉴续编》卷二十四的编撰过程，体现出严谨的史料批判精神与鲜明的遗民史观。同时，陈桱以其严谨的考据笔法，钩沉辑佚，辨误存真，复原了南宋海上行朝诸多关键的历史现场，成为宋末元初不可缺少的珍贵的崖山行朝的历史记忆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

【作者】李宝，北华大学文学院讲师；闫雪莹，广东金融学院教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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